这是一段概括性的记述，胡厥文晚年，对这段经历有过更为细致和具体的回忆。

　　胡厥文在二十来岁时，曾抱定这样的人生宗旨:一不当官，二不为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1921年，26岁的胡厥文断然决定变卖祖传土地等家产，筹资创办新民机器厂，从此开始了实业救国的人生实践。此后，他相继又创办了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器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并于1927年后，连续十年担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抗战期间，又担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办实业的志向、贡献及所起的“龙头”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那么，在抗战胜利之际，胡厥文为什么又转变人生角色，投身到政治活动当中去了呢？对此，参与创办民建的孙起孟曾有一段“专题”式的回忆:

　　厥老几次对我讲起他投身政治活动的认识经过。他说，抗战时期，民族工业家前赴后继，为支援抗战付出巨大牺牲，而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当局的种种限制，抗战胜利，“天亮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片黑暗。这使我感到，没有民主开明的政治，就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我在湖南祁阳办新民机器厂湘厂时，在住宅的甬道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字:“抗战必胜”、“建国在政”。这个“政”就是要民主。抗战胜利了，当局为了弄权营私，竟然取消了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陷民族工业于绝境，迫使我不得不下决心要在政治上斗一斗。厥老还说过，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为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势不两立的，但后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理由也说得坦诚而简单。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有利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公和诚以及符合我国情况的政策，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并且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认识经过”，便是胡厥文年届半百时还要去“从政”的缘由和理由，至于一些具体过程，胡厥文晚年也屡有忆及。

　　1945年8月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接待了到访的黄炎培和杨卫东。谈及胜利后的国家前途，三人一致认为，在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首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胡厥文还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工商界人士大多不关心也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他们议决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

　　隔了几天，8月26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迎接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当晚即兴冲冲地来到胡家，加上章乃器和杨卫玉，几个人再一次商讨组建政团问题。黄炎培还拿出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国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大家就此展开热议，也更增加了组织政团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