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时代离开学校踏进社会，整整60个年头从事棉纺业的经营。这60年，前一半在旧中国过的，后一半是在新中国过的。

　　记得我18岁开始，从小职员到纱厂总经理，看来一帆风顺，但也不那么如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处处受外人欺侮，唯有振兴工业，才能救国。由于当时客观环境，心愿无法实现。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使我这个既对共产党的政策毫无了解，又有些“身价”的人感到害怕。我把1万纱锭、500台布机装箱待运，并匆匆忙忙到香港勘察地基，拟建新厂。到了香港，受到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的热心劝导，又听到了华侨朋友介绍有钱华人在海外的遭遇，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飞回上海，躲进一家医院“看风头”。上海刚解放，我就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住民房，秋毫无犯，深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6月中，我突然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具名的请贴，邀请我参加茶话会。我捧着请贴，一时想象不出这位拥兵几十万、南征北战、威名远扬的陈司令员是何模样的，也想不出他将谈些什么内容。我赴会时才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陈司令员竞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表儒将风度。茶话会上，陈司令员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庄严而又恳切地宣布“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我们是欢迎的”。听了陈司令员的谈话，我内心很有感触，即席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1950年春，首都举行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海的代表都是劳动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唯独我是代表工商界的。会上，我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代表工商界反映情况、发表意见，得到会议的重视。这是我们工商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家有关劳资关系的重大决策会议，并且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当时，我心情之激奋，无法形容。同年夏天，我列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来休息室看望我们。我第一次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他老人家一面与我握手，一面亲切地问我干什么工作的。我说：“主席，我是搞棉纺织行业的”。毛主席点点头，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欢迎你！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与共产党合作，是有希望，有前途的。”我们握手谈话的瞬间被拍照珍藏下来。毛主席短短几句话，使我感到心头涌起一股遍及全身的暖流。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毛主席的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讲的，而是人民政府对爱国工商业者的无比关怀、亲切鼓励和巨大支持。

　　此后，我参加中央在地方的各种会议多了，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机会也多了，目睹老一辈领导人致力于医治国家多年的战争创伤，虚心听取各界人士包括我们工商界在内的意见，规划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干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困难时期，上海陈市长代表人民政府关心我们私人企业，帮助我们克服原料、资金、销路、劳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原先已奄奄一息的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生产。我感到共产党认真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人情味，才逐渐对共产党从疑惧、戒备，转变为尊敬、钦佩。

　　1950年，我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遇到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大家言语不通，只能以手势表达意思。他们见到我们中国人，总是翘起大姆指喊“毛泽东，毛泽东！”以此表达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善和敬意。回想我在旧中国自己国土上走路也要受到外国人欺侮，如今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受到国际上的尊重，激起我多么深刻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在以后的多年中，我参加过许多接待外宾的活动，无论在与许多外国政府首脑、社会名流，还是在与普通外国人民的接触中，一次次感到祖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与旧中国相比，是天壤之别。